- SupperTech
- 2021-03-02 16: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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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反智主义”的盛行看如何突破“认知茧房”
截至2021年1月20日,我国新冠疫苗免费接种已经超过了1500万人次,同时,美国总统大选也已尘埃落定,在拜登老爷子宣誓就职前夕,特朗普老爷子也挥手告别了白宫,只是不知道特老爷子在得知中国疫苗接种的顺利的消息会是怎样的心情。
回顾2020年的美国用“糟透了”已不足以形容。
从美国当地时间2020年1月20日发现第一例新冠确诊病例开始,到2021年1月20日止,因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超过了40万,正式超越美国在二战中死亡的人数。早在年中疫情逐渐加重的时候,就有相当数量的美国民众无视“居家令”的限制,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参加各类集会活动,甚至在前几天还向全世界上演了一部“勇登国会山”的大戏,大有一种“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超脱感。
很反智,不是吗?
其实通过各类关于美国疫情的报道不难发现,在美国民众当中,这种“反智主义”随着疫情的加重,也变得愈加盛行,在相当一部分的美国民众心目当中,新冠病毒只是稍微严重一点的流感,并不像主流媒体那样夸大其词,一切都是受人控制和指使,企图诋毁特朗普总统的惊天骗局,也因此引发了一系列政治矛盾和冲突,甚至一度达到了国家分裂的地步。
“反智主义”横行,激发美国社会存之已久的社会和经济矛盾,并使其上升到政治层面的原因,恰恰是信息的获取。在信息传播学中,信息的获取是决策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会直接导致人们的决策和行动。
如在美国国会大厦骚乱当中,记者的采访都表明了特朗普的支持者不看主流媒体的消息,也不信任主流媒体,只在乎自己所关注的右翼媒体的小道消息,反之,特朗普的支持者也在社交平台上有自己的圈子,完全听不到,也不愿听到其他不同的声音。这也是对“信息茧房”最好的例证。
“信息茧房”是一种人类的自我保护本能,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一书中提到,人自身更愿意停留在相对熟悉的环境中,习惯性地把自己沉浸在由自己兴趣所引导的信息领域,形成“茧房效应”。而这种“认知茧房”会让个体在某类认知上变得更加极端,如对某个事件发表看法时,恰好被处于同一“茧房”的其他人进行了“赞同”的暗示或明示,会使得个人放大自己在这方面的可能是偏见的见解,并尽量将其散布。
“茧房效应”无关乎时代,自古以来就伴随人的动物本能而生,受地域、所处行业和社交范围影响。在被贴上个性化标签,外加大数据技术的介入的信息爆炸时代,这种影响反而更容易让人陷入自己难以意识到的认知盲区。
如大数据会根据用户以往的行为获取习惯和兴趣类别,进行精准的推送,而这种精准的推送,也会将用户精准地包裹在他自己的“认知茧房”内,从而让人们更容易陷入视野狭隘和盲目自信的尴尬境地。
我的一个朋友有一次跟我聊天时提起了“绩效”:“绩效”不就是领导用来“整”人,给他自己提升政/业绩的工具么?是属于对下属赤裸裸资本压榨,就应该摈弃!
我想这也是相当一部分人对于“绩效”的感知,如果从“信息茧房”的角度来说,这部分认知大部分来自于自己的社交圈,当有一个人提出“绩效”的各种可能的负面作用时,很可能会直击心底,从而获得一种知己感,于是对“绩效”的负面认知进一步巩固,并在下一次有机会再提同一话题时,会将自己对“绩效”的这种偏见传播给他人,转而会形成“绩效无用”的“认知茧房”——“绩效”除了整人之外,啥都不是!
在组织中,员工会形成这种偏见性的认知,个人认为是与组织的高层管理者对绩效的认知和组织文化分不开的,高层管理者首先要勇于破除“认知茧房”,打破负面认知,建立良好的组织文化,组织内部自上至下自然会消除这种偏见。
该如何做?从战略角度上来说需要厘清以下关于“绩效”的几个理念:
1、“绩效”是要实现的目标
首先,概念上要明确,“绩效”是组织战略目标,并非工具,战略目标按照金字塔原理自顶向下经过逐层分解,形成各级部门以及具体岗位的绩效(这里需要人岗分离)。部门和岗位绩效的完成好坏,直接影响组织战略目标的实现,而部门和岗位的绩效都是需要员工来完成的,绩效周期末进行考核时,考核的是员工对岗位、部门绩效的完成程度。
2、“绩效”是面向未来的
如果高层管理者认为“绩效”针对的是过去,在考核时盯住的永远是员工过往犯过的错误,员工自然而然会产生“绩效就是整人工具”的认知。所以“绩效”针对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绩效”的目的永远是改进,既然是改进,绩效必然要面向未来。
3、“绩效”是管理,文化是关键
“绩效”作为目标贯穿整个组织运行过程,绩效管理则是为实现这个目标在各个环节当中所做的管理工作,而现代管理当中应更注重员工的人性化管理,故组织的内部文化就成了员工对组织感知好坏与否的关键。若将员工比喻成水,那么对于组织来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组织文化则为水势,是决定“载舟”还是“覆舟”的关键所在。
“绩效”对员工来说是“整人的工具”还是达成目标、体现责任的自我约定;组织是否能更好的利用绩效管理进一步提升组织效能,这完全取决于组织的高层管理者是否能率先打破自己原有的“茧房”,通过组织内部文化的传递,重新“结茧成蛹”,最终“化茧成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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